• 1971年，跑马地，父亲抱着两岁大的我出席婚礼，母亲一旁跟随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记忆中，父亲陪伴的日子不多。他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，靠自学成为白领，节假日也常常忙于加班，是一位为了养活家人而努力工作的典型港人。在那个相机并不普及的年代，这张旧照显得尤为珍贵。
  • 1980年，牛头角，小学。那时的香港家长远没有“赢在起跑线”的焦虑，小学生只需要上半天的课，剩下全是和朋友仔的“反斗时光”。对比现在，连幼稚园也是全日制，小孩课余排满兴趣班，儿童再也不知“反斗”的乐趣。
  • 1985年，九龙城，中学。我（右三）就读的中学，是香港少数以传统长衫作为校服的学校。毕业那天，老师对我们寄语：“梦那不能梦的，摘那不能摘的星星。”当青葱的中学岁月完结，同学们便朝着摘星的方向冒险走去。
  • 1985年，地铁金钟站。从九龙往返香港，在金钟站转车，已是急速港人的上班习惯——但我还是喜欢坐巴士“过海”。坐在巴士上层，听着如今已经淘汰的随身听，缓缓从颜色灰暗的红磡出发，经过海底隧道，迈向充满反光镜片商厦的湾仔。短短5分钟车程，却变换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  • “终于等到今天，是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到处都是回归的横幅和庆祝活动，而我却没有什么澎湃的感觉，只为工作烦恼着……”那天电视上直播着中英移交典礼，心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皇徽港币、米字旗、每晚电台播放的《天佑女皇》，这些殖民地成长的集体回忆，将永远离我而去。
  • 1998年3月，旺角雀仔街，我成为了一名青年志工。许多人在业余时间兼职志工，而我却选择以此为正职。在旁人看来，这份工作挣不到钱，没有前途，但年轻的我梦想着摘星，也见证了失落青年改过自新，破碎的家庭重拾圆满。这份成就感，不能用金钱衡量。
  • 2003年12月，官塘工业区。SARS来袭，香港瞬间变成疫埠，全城都是戴口罩的市民。同年4月，风不继续吹了，张国荣自杀身亡。仿佛一切最坏的事情，都在那年发生。我们在年底举行了圣诞音乐会，期盼歌声如清风，吹走那一年的忧伤。
  • 2005年3月，官塘工业区。我结婚了！年过三十，算是迟婚。但最合适的结婚时间，不就是遇到最合适的另一半吗？没有铺张，我们在感情萌芽的工作基地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